民商事法律以谋求公平正义为目的，促进民众诚信，社会和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商品的流转，财产权利从静态到动态的转变，使交易安全的保障、第三人利益的保护以及交易秩序的维护显得尤为重要，以体现效率价值的诉讼时效制度的应允而生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诉讼时效制度的本质是通过对权利人权利的行使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从而达到实现社会经济稳健和均衡发展的目标。这种以牺牲部分正义价值为前提进而维护效率价值的制度，体现了民商事法律中效率与正义的对立统一，效率促进正义，正义要求效率，符合法的精神和立法的目的。
应该说，诉讼时效制度是对正义价值的反叛，维护的是法的效率价值；而诉讼时效的中断、中止、延长则是该制度的例外，是正义价值的回归。从立法的角度来看，正义价值和效率价值均为民商事法律的追求目标，难分孰轻孰重。从司法的角度来看，正义价值和效率价值的冲突在所难免，这里涉及的是一个司法理念问题。
如果说在正义价值与效率价值冲突的情况下，对正义价值的维护应当是首位的，也就是说在认定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事由时，应尽可能作对债权人有利的解释，那么，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置还有何必要？上述观点当然不应作为司法的理念。在我国，法官不是立法者，司法不同于立法。司法解决的只是个案，真正司法的理念应该是以证据为基础和根本，依据证据规则对证据证明的事实准确地适用法律。法官应对证据负责，对证据证明的事实负责，对适用该事实的法律负责，不应对法律及其制度进行评判，更不能厚此薄彼。在对诉讼时效制度的理解和适用上，应将效率价值放在首位，全面审查权利人对权利的认知和意愿以及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的程度。侧重点应放在对权利人的审查，而不是对义务人的审查。诉讼时效的中断、中止、延长作为诉讼时效制度的例外，应仅限于法定的情形和立法的特别规定。如果以正义价值的维护而作扩大解释，甚至在法律特别规定之外再搞推定，那么，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置将失去意义，效率价值的立法追求将无从实现。
概言之，正义价值和效率价值是立法层面上的问题，以其原则、规则和制度来体现，表现为具体的法律条款和章节。价值考量和均衡的主体是立法者，而非司法者。司法的目的是适用法律，载体是证据，自由裁量应立足于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法律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对证据进行分析和判断。